以人民美好生活為發展目標

  由中國人權研究會和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新中國人權70年:道路、實踐與理論”研討會5月9日在吉林大學舉行。來自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人權研究機構的專家和相關實務部門代表約100人圍繞中國人權實踐的成就與發展、道路的理念與特點、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70年,回望新中國人權發展,是不斷的奮斗史,每個人都是參與者,創新者。”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在開幕式致辭中回顧歷史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我們行進在新時代,肩負著希望和未來,要堅持創新,為建設中國人權理論體系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徐顯明用“壓著五座大山”來形容新中國成立前的人權狀況:“五座大山就是:貧、病、愚、亂、散。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人均壽命35歲,人均受教育年限到不了1年,90%的人是文盲。鴉片戰爭開始,人民一直處在戰亂中。散是說人民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基礎,像一盤散沙一樣。如今,這五座大山已經全部被搬掉。在新中國成立的70年中,人權實踐從初創到探索不斷豐富,形成了寶貴的發展經驗。在開放中借鑒世界經驗的同時,更在發展中提供了中國智慧。”

  不少與會嘉賓關注我國70年來的減貧事業。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李富君開門見山:“消除貧困就是一個生存與發展問題,是人權的核心問題,也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內容。”他說,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始終致力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帶領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過去40年我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作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的減貧成就是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最顯著標志之一。

  除了舉世矚目的數據,不同時期我國減貧事業有不同特點。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賈玉嬌總結,1978年至2001年是以經濟發展帶動貧困人口脫貧,運用市場原則率先解決具有脫貧能力的個體脫貧。2012年,黨的十八大的召開表明中國減貧事業所在的宏觀框架與主導邏輯開始發生變化,由此開啟中國減貧事業新進程。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旗幟鮮明地以社會的名義進行減貧。

  在多維度的成就中,人權法治化保障的發展意義重大。“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人權事業與法治事業的發展休戚相關。”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陳佑武具體舉例,1954年憲法是新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嘗試,也是新中國人權法治保障的一個嘗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對新中國法治建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隨著《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發表,人權在法治建設中地位凸顯。特別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與“依法治國”以來,人權事業與法治事業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狀態。之后,隨著“依法治國”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分別于1999年與2004年寫進憲法,在憲法層面正式開啟新中國人權法治建設步伐。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則表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權事業與法治事業正式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實踐的成功離不開正確理念的指導。中國的人權理念具有鮮明特點與清晰的脈絡。“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倡導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理念。”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主任常健說。

  回顧歷史,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李云龍認為,新中國實行的政治社會變革深深影響了當代中國人權發展,給中國人權打上了深深的社會主義烙印。李云龍說:“新中國確定了強調經濟社會權利保障的方向,中國特別重視保障經濟社會權利,當代中國人權保障也延續了這個方向,將經濟社會權利保障列為優先事項。”

  “國際社會長期存在片面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傾向。”常健認為,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強調平衡推進各類人權,中國政府在2008年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國家人權報告》中指出:“國際社會應尊重人權的不可分割性,同等重視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以及發展權的實現。”

  另一重要特點是,“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人權舞臺上反復強調保障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重要性,倡導將生存權和發展權置于優先地位。”常健說。

  “新中國成立對中國人權道路的影響還體現在確立了從整體出發推進人權發展的思路。”李云龍表示,“新中國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人民,黨和政府著眼于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擴大民主,促進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推進國家現代化,實現社會進步。這里的邏輯是,社會整體的狀況改善了,其中的個人也會獲得相應的利益。這種邏輯延伸到當代人權保障方面,就是著眼中國整體人權發展,通過保障集體人權的方式,最終實現個人人權。這是一種從總體到個體的人權發展戰略,也是當代中國人權發展的重要特征。”

  不論是在實踐還是在理論方面,70年來中國人權事業都取得了重要歷史進步。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內容,中國在參與國際人權合作、提升國際人權領域話語權等方面同樣成就斐然。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劉海年認為,國際人權領域話語權之于國家主權、民族獨立、人民幸福和國際人權事業發展異常重要,新中國建立后,黨和國家便對之十分重視。劉海年將我國在國際人權話語權行使的歷程,概括為從必須到必然的發展:“所謂必須,主要是指在新中國建立后,在國際社會爭取平等地位,維護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之需要;所謂必然,則主要是基于國內外形勢發展,由社會主義國家本質決定的政策驅動和國際社會希望我們在國際人權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說起中國參與國際人權事務的歷程以及對國際人權事業的貢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羅艷華如數家珍,“中國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而且是《聯合國憲章》的第一個簽字國。中國代表曾參與起草國際人權標準的最基礎文件之一的《世界人權宣言》。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對于國際人權事務的參與越來越積極,1991年發表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首次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對于國際人權合作的立場;2004年3月,中國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國已經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了憲法。2013年,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參與國際人權合作也進入了新階段。中國倡導的一些重要理念變成了國際人權話語。”

  眾多專家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進行了研討。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副院長孟慶濤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人類”整體的高度理解人權,超越了個體與國家的對立,超越了人權與主權的對立,超越了公民政治權利與經社文權利的對立,推動改善政府與個人之間關系的處理原則,實際上更新了人權理念的理解方式。

  “共同命運意味著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對人性尊嚴這一普遍理念的尊崇,也是對普遍性人權標準的重申。”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毛俊響提出,在中國不斷向國際社會貢獻制度性話語的同時,中國還必須配以價值性話語的輸出,中國外交的諸多實踐,需要通過建構理念和價值來統籌,使之具有制度感染力。

  總結中國、外國和國際人權事業,回顧歷史、現實和展望未來人權發展,劉海年說,加強國內和國際人權保障,既是新中國建立70年我們奮斗的歷史,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容,還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達到的目標。提高人權文化自覺,心懷祖國,放眼世界,才能把握人權建設的方向,增強我國在國際人權領域話語權內容的科學性,以及表達的藝術性,使之產生所希望的影響力,為世界人權事業健康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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